专题：第46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1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在第46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了主题为“先立后破、以进促稳：2024中国经济展望”的宏观报告。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对报告进行了总结，强调了三个判断、一点展望。他指出：
第一， 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成长型经济体，仍然处于青春期，“肾气”十足。国外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甚至有人将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前苏联和90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这些完全是无知的判断。
第二， 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以及地方债、房地产、民营经济等一些表面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承认有些长期问题必须要解决，即，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规范有序，客观上讲这对于经济发展有强力收缩性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调整，犹如中医上的“阴阳必须平衡”。
第三，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是方向性的调整，因此是十几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李稻葵表示，2024年如果政策能够克服惯性、调整到位、高效落地，中国经济就有望逆转过去十几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他指出，2023年与实际体感相符的经济增速约为4.5%，而不是按照2022年低基数算得的表观增速5.3%。2024年，希望中国经济能够达到5%的增速，值得各方期待。
报告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不容错判。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主要由潜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在需求侧，中国的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居民收入提高仍存在较大空间，未来将推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在供给侧，中国经济在国民储蓄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总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根据ACCEPT研究院的预测，如果这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则2021-2025年、2026-2030年、2031-203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将能分别达到6%、5.8%、5.2%。
报告随后指出，当前中国物价低迷，景气指数低位徘徊，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露疲态，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剔除2022年疫情带来的低基数影响，预计2023年实际GDP年均复合增速约为4.5%，低于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需的年均增速4.59%。报告强调，即便不考虑疫情冲击，2010至2019年中国GDP增速已经连续多年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持续单调下滑的长期趋势已经形成，疫情冲击延续并加重了这一总体趋势。因此，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2035年目标，当下必须重振增长，逆转过去多年来已经形成的GDP增速单调下降趋势。
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多是长期以来积累形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冲击、房地产、地方债、民营企业等因素。报告指出，新时期以来，国家政策的发力点在于规范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力求规范有序、社会稳定。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应当积极对冲规范性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收缩效应。然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免责优先等问题始终突出，导致经济政策与治理政策的收缩效应互相叠加。报告强调，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当下必须转变意识，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必须配合和适应国家治理新格局，宏观政策应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
报告指出，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转折性会议，是在中国经济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但诸多问题在短期内渐趋突出的背景下召开的，标志着国家基本经济政策思路的重大方向性调整。“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重要的新提法释放出明显的经济发展信号，强调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预示着中央将会实施更为进取的经济发展战略。
报告认为，中央经济政策新思路是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实践。作为研究现代经济活动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新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任何成功的经济实践必须要由政府来培育和匡正市场行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的行为和激励设计至关重要。“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要求中央调整好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培育市场、改善民生，同时，建立容错机制，完善问责机制，解决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
随后，报告就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七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一，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非常严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立后破”的说法很可能重点在于房地产领域，要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绝不能演变为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危机，因此，2024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望出现进一步的优化和放松。报告建议，通过充足融资、取消房价限降令和限购令来稳住房地产行业，推动商品房市场回归市场化，建立房地产市场新均衡。
第二，地方债历史有功，不容否认，但是包袱过重，必须解决。报告建议，中央增发国债置换地方债，成立地方债AMC（资产管理公司），并通过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等途径建立举债新机制。
第三，当前民营经济信心与活力严重不足。报告建议，中央在理论上应有新提法，强调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都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济基础，竭力避免将发展民营经济解读为“权宜之计”；在行动上，尽快办理几件实事，通过案例引导打破社会各界对于民营经济普遍抱有的负面预期。
第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2024年工作任务之首。为此，报告建议加大在绿色能源行业的中央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力争5-10年内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尽快推动形成碳排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动双碳投资；建立算力统一大市场，突破算力瓶颈，实现人工智能的革命性跃迁；重振科技创新投资信心，在中美博弈中积极有为。
第五，消费信心方面，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报告建议中央政府推出消费补贴政策，在全国范围发放1万亿消费券，设定门槛补贴一定比例的消费。一方面补贴消费比补贴收入更能直接拉动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提升的消费在中国独有的税收制度下会带来财政收入，整体来看不会显著增加中央财政负担。
第六，中国的城镇化率显著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匹配，城镇化潜力未能充分释放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需求能力释放的重要原因。对此，报告建议除超大型城市外，全面放开户籍，将转移支付及公共服务人员编制与人口流入挂钩；超大型城市放宽积分落户标准，让人口流动起来，合理应对老龄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七，中国并不是国际环境被动接受者，应当积极主动管理国际环境。报告建议，中国在2024全球“超级选举年”对各国竞选人敌视中国的噪音和涉华言论应有意回避，不予回应，避免在客观上为反华人士站台；理清各国国内政策决策者、舆论制造者和工商群体，增加与关键决策者和工商群体有效沟通；做大“国际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国际上诸多沉默的“中等强国”，加强合作。
报告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的最大看点是政策转向能否克服惯性，高效落地，并指出202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房地产应对政策不及时、民营企业信心没有出现恢复、中美关系受到美国大选干扰等三大风险。最后，报告在规避风险、转变意识、政策落地的前提下对2024年中国经济做出六大判断：有望摆脱经济单调下滑趋势，增速达到5%左右，实际运行强度明显高于2023年；房地产市场回归市场化，年末有望稳定；地方债债务违约风险基本解除；民营企业在若干领域的投资强度上升；欧美加息周期结束，人民币汇率稳中有进，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成为外贸稳定器；资本市场见底回升。
